一开始的我通过了医院招聘，我以为是件值得高兴的事，但是后来从医院辞职，就像在中国脱离任何一份体制内的工作一样。一张手续单上盖着来自人事处、财务处、保卫处、病案科、供应科、工会等共计21个部门的红色印章。医生王森才终于脱下白大褂，离开手术台。

在辞职之前，王森身心俱疲。他粗略统计，这些年由他担任主刀的手术一共2000多台，有他参与的手术不计其数。可想而知当初通过医院招聘的心情不复存在。

工作量太大了。很多时候，他都是上了手术台才初次见到患者。那些患者已经被麻醉，身盖无菌布，只露出紧闭的双眼，静静地等待着王森。王森拿起手术刀，剖开他们的腹部，工作数个小时或者更漫长的时间。待手术结束后，当王森再次与那些患者在医院相遇，他却根本不记得他们的样子。

“以我现在的年资来说，已经熬过了最苦的阶段。但重要的是，最初想学医的心态是不是和现在的心态相符合。”

出生于1982年的王森，做了整整十年医生。他毕业于中国一所著名大学的医学院，获得临床医学硕士学位，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王牌科室就职。从实习医生、住院医师开始，他一年一年地熬过了年轻医生最艰难的时段，晋升为主治医生，成为科室中同年资最优秀的外科主刀大夫之一，今后本应是平步青云，一帆风顺。可通过医院招聘的我今天辞职了。

可是他却放弃了。中国医疗环境的凶险和未知让他感到悲观，他声称自己看到了很多“黑暗的、隐性的东西”。辞职后，王森到世界各地旅行，然后移居上海，学习艺术课程，与过往的环境告别。

“大家都觉得，为什么看个病这么难，挂个号这么难，为什么医生这么冷漠，这么多矛盾……”王森坐在上海的一家咖啡馆告诉端传媒记者，是因为“每一个环节都出了差错。”

下面是前医生王森对端传媒所做的自述。

“在有限的时间内，住进来的病人越多越好。”

在中国做医生，不仅要精进医术，还要应对各种行政命令。因为公立医院作为“事业单位”，是由政府利用国有资产设立的社会服务组织，医生亦是国家体制内的成员，必须接受政府的管理。

在中国大陆深化医疗改革的进程中，为减轻管理上的压力，政府不再扩大公立医院的规模，于是医院开始强调“周转率”——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，尽可能收治最多的病人。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医院的收入，还可以在数字上证明管理效率的提高。

医术本应是“精益求精”，现在却是“多多益善”。对于王森来说，初做医生的新奇与热情，很快便被这些从天而降的行政指令消磨掉。

“刚开始工作的时候，我是很有热情的，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，自己从开刀、切皮，慢慢地能做简单的手术，后来可以做复杂的手术，接触到罕见的病例也很兴奋。那时，手术室到下午四点半就不再接收病人了，科室里的同事有空余的时间，经常一起吃个饭，学习一些新技术。”

“后来，医院开始强调周转率，强调平均住院日，要提高手术效率。平均住院日，就像吃饭的‘翻台’一样，在有限的时间内，住进来的病人越多越好，而随之而来的医疗服务质量会越来越差。这种东西对领导比较好，比如院长、主任，周转率高了，平均住院日缩短了，证明他们的管理有效，他们会很有面子。”

“医院的指标是什么呢？每一年的手术量要提高10%。就是说不管上一年做到什么程度，下一年的手术量都要比前一年同期提高10%。如果医生达不到指标，就扣除奖金。这样的结果就是，我要不断增加手术量，不断缩短病人住院的时间。”

“以前一天做两、三台手术，后来增加到一天五、六台手术，甚至七、八台，这是我在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事实。没有人反抗，大家都逆来顺受，随波逐流。就像北京的房价一样，最开始你觉得两三万一平米很贵，你觉得忍受不了，但是现在十万块钱一平米你也不得不买，你要继续忍受。”

“一位全国顶尖的大夫，一个月工资就五万块钱。”

继续阅读：现在的医生真的很难找工作吗？可是我辞职了——医院招聘（中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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